東坡試茶圖（局部） 劉旦宅

　　蘇軾是中國古代天才式的大作家，也是北宋文壇宗師級的人物，著名的“蘇門四學士”“蘇門六君子”都出其門下。蘇門之所以能夠取得輝煌的成就，與宗師蘇軾的用心培育分不開。閱讀蘇軾與其弟子們的書信文章，我們可以發(fā)現，蘇軾非常注重因材施教，能夠根據弟子們的不同情況予以切實的指導。

　　微箴晁補之。蘇軾在給黃庭堅的一份信中說，晁補之的詩文非常新奇，應該具有比較突出的才華。但是蘇軾在晁補之的詩文中發(fā)現了一個端倪，就是晁文中的奇麗之氣顯露得太早。在蘇軾看來，理想的創(chuàng)作道路應該是追求平和，奇麗不是刻意追求的結果，而是“至足之余，溢為怪奇”的自然結果。對于這一問題，蘇軾并沒有直言相勸，而是希望黃庭堅以朋友切磋琢磨的方式告知。蘇軾明言這樣做，不是出于避諱，而是害怕傷害晁補之的“邁往之氣”。從蘇軾的這一行為，不難看出他對文才的細心呵護。

　　言切李廌。作為文壇盟主，蘇軾的稱揚、舉薦對于年輕士子而言具有重要意義。年輕士子結識蘇軾，也不排除希望通過蘇軾的稱揚和引薦而獲得聲譽和官職的功利思想。李廌便是其中的一員。李廌曾在多份書信中責備蘇軾不引薦自己。對于李廌的這種“好名急進”思想，蘇軾并沒有包容或冷漠對待，而是進行了“言切而盡”的教育（《答李方叔書》）。蘇軾的教育有幾點值得玩味。首先，在蘇軾來看，“君子之知人，務相勉于道，不務相引于利也”。很顯然，這是對君子知人、薦人的原則的聲明。其次，在肯定李廌文章的“過人處不少”后，指出其部分文章存在“讀之終篇，莫知所謂”的問題，并且指出這種問題形成的原因是“未甚有得于中而張其外”，就是心中沒有真才實學而勉強追求文辭之美。針對李廌詩文存在的問題，蘇軾希望他加強內在的道德修養(yǎng)，“積學不倦，落其華而成其實”，作“禮義君子”，而不要“豐于才而廉于德”。最后，蘇軾語重心長地點明，自己之所以如此諄諄告誡，實出于對李廌“愛之深”而“期之遠”，如果非“愛之深”而“期之遠”，“定不及此”，希望獲得李廌的理解。

　　愛重秦觀。在蘇門弟子中，蘇軾最喜歡的是秦觀。理由有二：一是秦觀道德修養(yǎng)高，“行義修飭，才敏過人，有志于忠義”；二是秦觀博學多才，“博觀史傳，通曉佛書，講習醫(yī)藥，明練法律”，這樣的人才不易得（《與王荊公》）。蘇軾愛護秦觀的方法也值得玩味。一方面，當發(fā)現秦觀的《滿庭芳·山抹微云》等詞有學柳永詞風的傾向時，蘇軾當面提醒（曾慥《高齋詩話》）；另一方面，當秦觀面對貶謫自作挽詞以傷悼，引起別人對其道德修養(yǎng)的懷疑時，蘇軾卻以秦觀“齊生死，了物我，戲出此語”相辯護（《書秦少游挽詞后》）。可謂既有及時的創(chuàng)作指導，又有必要的人格維護。

　　稱揚黃庭堅。蘇軾和黃庭堅都是宋代偉大的詩人，因此后世曾有他倆“爭名”之說，其實這是完全不懂蘇黃為學境界的揣測之言。蘇黃的相知是很深的。在未曾謀面之前，蘇軾已經從孫覺等推薦的黃庭堅的詩文中，驚異黃庭堅“非今世之人”，贊其“如精金美玉，不即人而人即之”，必將名滿天下。并從其詩文中推知其為人“必輕外物而自重者，今之君子，莫能用也”。當黃庭堅“執(zhí)禮甚恭”，希望忝列門墻時，蘇軾喜愧不已，如得摯友（《答黃魯直》）。在《舉黃庭堅自代狀》中，蘇軾稱贊黃庭堅：“瑰瑋之文，妙絕當世；孝友之行，追配古人。”實踐證明，蘇軾的判斷是準確的。黃庭堅晚年對待貶謫的超然態(tài)度和杰出的創(chuàng)作成就都印證了這一判斷。而黃庭堅對蘇軾的道德文章則始終稱贊不已。

　　正如蘇軾所言，文壇需要“名世之士，相與主盟”“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”。因此，蘇軾以歐陽修為榜樣，積極發(fā)現人才，以在眾人中最先發(fā)現黃庭堅、晁補之、秦觀、張耒、陳師道、李廌等為人生之最大樂事，并且自覺地將文壇宗主之位托付于弟子們（李廌《師友談記》）。不過，蘇軾與弟子們的交誼完全建立在維系文統(tǒng)不墜的基礎上，他們之間的交往以是否符合道義為準則。蘇軾對弟子們既有道德上的引導，又有創(chuàng)作上的指導，而且還非常重視指導方法，能夠針對弟子們的不同情況予以恰當的指導，使他們茁壯成長。北宋后期的文學人才，多出自蘇門，良有以也。

　　當下，蘇軾與弟子以道義相處的傳統(tǒng)令人欽想。蘇軾兼顧道藝兩端培育弟子的教育理念也并不過時。他針對弟子的不同情況予以恰當引導，更是值得學習。這些都是值得努力發(fā)掘的優(yōu)秀傳統(tǒng)文化，希望能夠對我們今天建構和諧師生關系起到一點借鑒作用。

　　□高宏洲/《光明日報》